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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充滿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理論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形態。由於日本是最後一個躋身「帝國」的國家，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和西方由資本主義引導國家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台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日治初期，是由台灣總督府主導殖民地的開拓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迫使台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台灣作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方發展的基地。日本在台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台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現代化教育在初期也遠低於在台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仍與日本人比較相對不平等。

治台後期，日本對台灣採取內地延長主義，也因為台灣在日治時期，於政經文化得到某程度現代化。加上戰後初期陷入國共內戰戰事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治台失政，導致部份的台灣人，在二次大戰戰後對戰前生活產生某些程度的懷念。此心態不僅普遍留置於老一輩台人之間，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台灣對國家民族認同、族群意識觀念甚至台獨運動。而從此看，部分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好感仍深，許多人認為是日治時期後期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威權時代相比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