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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條例該改了－兼論土地徵收與農民權益(二)

七、徵地事件與政治手段

台灣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也是一個政黨政治的國家，許多事件的產生都是因為政治的介入，因此，徵地事件與政治手段密不可分。有關徵地事件與政治手段可分為徵地事件、媒體效應、政治手段等幾個部分來做明。

(一)徵地事件

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三與第四條的規定，政府基於公共建設需要，向土地所有權人做適當的土地徵收有其必要性，而公務人員為貫徹政府的主張，也常以徵收做為獲取土地最快且最便宜的一種方法，因此，台灣被認為是土地徵收最為浮濫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年有超過1萬5千筆約1300公頃土地被徵收。

政府徵收人民土地的法令依據很多，不論是民國43年就存在的平均地權條例，或是沿用民國19年，在民國89年通過的土地徵收條例，甚至是近期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皆可以讓政府依法將人民的土地所有權收回在國家的名下，並讓數代經營的土地所有權人離開其祖先耕耘的地方。而徵地似乎也被扭曲成目前台灣政府努力拼經濟的一項政績指標，因為產業發展為提升人民經濟的前提，特別是科學園區的建立，更是讓地方首長覺得「師出有名」的良方；而政府利用經濟發展而強加徵收土地的案例，成為社會公論，且較知名的案例尚包括有

1.台北縣土城（舊彈藥庫周邊民地徵收）；

2.新竹縣二重埔、竹北（璞玉計畫）；

3.苗栗灣寶（後龍科技園區）；

4.苗栗竹南大埔（竹科竹南基地擴大）；

5.彰化二林相思寮（中科四期）。

這些都是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名義下，徵收農民生存所需土地的相對著名案例，且政府徵收明目五花八門，人民難以適從，只能配合政府政策，接受一方所認定的審查標準，而且無異議地默認。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民意的高漲，政府這種單向的行政政策之推動已愈來愈困難，必須謀求與人民的合成才能完成土地徵收工作，而任何粗糙的徵收方式，可能都會受到人民的質疑而加以反抗；以大埔土地的徵收為例，苗栗縣政府對大埔即將收成的稻田動手，假公權力威嚇不配合的農民，這種「粗殘」的手法，雖非空前，但求絕後，而這些都是屬於比較重大且為大眾所關切的案例，其他更多尚未為人民所發掘的如「二仁溪大湖堤防防災減災工程」用地等。

事實上，台灣有許多土地徵收的案例，大多數也都違反當地居民意願的案例，然而，由於農民認知有限，加上其可能引發的「媒體效應」與「政治利益」相對有限，故未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所謂一葉知秋，農民等經濟弱勢團體所呼應的問題大都是有切膚之痛的問題，雖有些事情受部分政治人物的操作而變成政治問題，但凡事總有源頭，有關土地徵收與補償問題，是值得政府注意的問題。

(二)媒體效應

在民主國家中，媒體是大家極為重視的第三權，許多社會的不公不義事件，確實也經由第三權的擴充，而獲得良好的效果；然而，媒體種類繁多，彼此之間的競爭性很大，為求生存，必須提升消費者的注意力與購買力，而增加銷量的方法就是以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為原則，不論是腥膻或嗜血，只要能引起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就是媒體適者生存的主要政策，而這也是在每次的徵地事件中，當有農民提出不同意見時，情緒性語言相對比理性訴求較多的主要原因。

以2010年6月所發生的苗栗竹南大埔以及新竹二重埔的徵地為例，地方政府的處理或有不當，但已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但事件尚未完全處理，媒體已大肆報導政府政策的不當，且其所列出的標題十分悚動，如：

1.台灣土地徵收浮濫遠高於民主國家百倍。

2.農婦忍不住痛哭跪地，拜託大眾讓她留住農地。

3.台灣何時變成了警察國家。

4.上百位警察包圍大埔農田，警察推倒農婦。

5.在台灣辦桌，警察都要在場，保護人民安全.

6.這是「反人權」、「反民主」的作法。

7.民眾要陳情，要捍衛土地、守護家園，以及維護台灣的民主價值。

8.家破何以安身。

9.阿婆跪倒在台北市街頭，哭求媒體，把她遇到的不公義揭露出來。

10.強盜還會留一口，現在政府「弄破碗」，什麼都拿走。

這樣博取版面的報導方式，有些是合理的質疑，如台灣土地徵收浮濫；這是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台灣土地徵收確實浮濫；因為僅管各主要國家大多訂有土地徵收制度，但在民主先進的國家都盡量避免，非不得已進行土地徵收，如日本可能要費時多年，才能完成土地徵收的目的，而苗栗縣政府則在一個月就完成徵收，於理不合，於情不通，有失民意。

然而，有許多則是情緒性的語言挑釁，如台灣何時變成了警察國家；然而，台灣是民主國家，絶大多數的人都會認為，台灣施行民主政治的成果值得欣慰；只是在提高民眾點閱率的氛圍下，情緒性的訴求充斥，而這也成了媒體引發民眾注意，進一步增加消費收益的方法。

(三)政治手段

在政黨利益分割的政經社會結構中，因為政經利益的糾葛，常讓許多民間的偶發情事，被不同的政黨刻意扭曲為對人民迫害事件，引發政府與人民的衝突，並藉以累積其政治資本與人脈，從而達到坐收漁利的政治效果；然而，農民是社會的一員，其與其他行業的人民同處在相同的國家體制下，一旦國家體制無法順利運轉，又不能心平氣和地瞭解事情的癥結，而一味以情緒性的語言來挑起人民與政府間的對立，則受害的不僅是農民本身，還包括了社會大眾，因為刻意造成的衝突，已直接或間接撕裂了政府與人民的信任，社會的和諧，以及人民的安寜。

人民的訴求以及媒體的情緒性報導，也使得政治手段再三展現，政治文宣亦隨著出爐，如：「高壓暴力的徵收土地手法，造成土地稻作損失，更傷害鄉親精神健康，不僅已有一位鄉親憂憤成疾，心肌梗塞往生，也有鄉親隻身阻擋怪手，造成嚴重精神創傷，免疫功能失調，頻頻送醫急診，不少年老鄉親更夜夜失眠，不敢下田耕作，大埔鄉親憂憤地說，他們的家園猶如死城，外有路障圍籬、保全管制，簡直是過著非人的生活。」然而，這樣的政治文宣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加深了族群的分裂。

政府基於公共建設需要，土地徵收有其必要性，但因土地徵收方式不公所引發的民怨與其所產生的暴力，有大部分是政治力量的介入，以及媒體的不當傳播所引起，而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否正確，以及是否合乎全國人民的利益，則仍有待考量。八、結論與建議

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可據以列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如下述。

(一)政府基於公共工程建設需要而與農民協議價購土地，無可厚非，但必須以讓人民的受害程度為最少，或以增加人民權益最大考量為主要據，而非以徵收土地做為慣例，日本的面積為台灣的十倍，但其因公共建設而向人民做土地徵收的案例，尚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相較之下，台灣對人民徵收土地不僅時間快速，而且次數頻繁，是政府宜加以正視的問題。

(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基於公共建設需要，可以向人民徵收土地，然而，公共利益不應只有經濟利益，政府在致力產業發展之餘，應先將台灣整體發展方向，包括國土規劃及環境保護納入擬定經濟發展方向時的重要依據。尤其在徵收土地變更所有權及用途必須考量徵地之公共利益，而其範圍應由公眾討論決定，政府必須避免任意擴張其含意，並建議明確在法律條文中正面表列出未來可能之發展範圍。

(三)徵收土地的最後一項重點是協議價購必須符合土地所有人利益。平均地權條例第四章規範了政府照價收買之程序，而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但是以苗栗大埔農民獲得補償金只有公告現值四成為例，大多數協議都只是政府強行決定而非溝通後的結果。

(四)補償標準無論採用完全補償或適當補償，在保護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原土地所有權人必須參與價購協議，並有最後的決定權。土地徵收後必然增值，但原土地所有人卻只能拿到較低的補償費，而土地增值的龐大收益卻完全由政府和財團取走，因此，若由公平分配的角度來看，建議政府在徵地時應以合理分享利益為原則來做補償。

(五)土地徵收並非政府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唯一方法，而是一種最後不得已之手段；馬總統既已然為農民解決香蕉、稻米、青蔥、芒果…等農業問題，唯獨對「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正卻遲遲無法進行，而今，農民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爭取權益，加上大選在即，政府實宜對土地徵收所衍生出來的漠視農民權益問題即早解決。

參考文獻

吳欣穎(2010)，由大埔怪手犁田事件看產業發展與土地徵收政策，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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